少年得志的历史人物

李鸿章少年得志，十七岁考中秀才，二十四岁便以二甲第十三名的好成绩高中进士，成为安徽省最年轻的翰林，他的发迹与成功，与曾国藩密不可分。李鸿章以年家子的身份拜曾国藩为师，曾国藩对他另眼相待、青睐有加，加之李鸿章聪颖过人，虚心求教，因此进步很快。受教于曾国藩的第二年，李鸿章就考中举人。在长达近十年“朝夕过从”的日子里，李鸿章不仅学诗习文、练字读史，还向曾国藩请教经世义理之学，获益颇多。

受诸多因素影响，后世之人，只要谈及李鸿章，都认为他一味妥协、崇洋媚外，骂他为“汉奸”、“卖国贼”，留下的是一幅獐眉鼠眼、委琐窝囊的漫画相。其实，李鸿章个子高大，一点八米左右，风度儒雅，显得仪表堂堂，颇有几分英俊潇洒的味道，有“云中鹤”之雅称；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胆小如鼠、局促狭隘，早年他作有《入都》诗十首，其中一首写道：“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仅仅一首短诗，我们即可从中读到他的远大理想与豪情壮志，看出他的博大胸襟与广阔视野，见出他那汪洋恣肆的文采以及举重若轻、气闲神定的风姿。

李鸿章人生的巨大转折缘于太平天国。1853年3月4日工部侍郎吕贤基在咸丰皇帝面前保荐李鸿章等人随同帮办。于是，李鸿章离开京城，回到故乡宿州，辗转奔赴于安徽各地，以尽力剿灭捻军与太平军为己任，替清廷效犬马之劳。李鸿章在安徽帮办团练的五年时间内，或入幕府参与军事谋划，或独立率军作战，虽用力甚多，也打过不少大仗、硬仗、胜仗。“国难未除家未复，此身虽去也踌躇。”李鸿章接到恩师曾国藩来信，希望他能进入湘军幕府。李鸿章就此离皖赴赣，赶往曾国藩的建昌大营。

就个人天赋而言，李鸿章居曾国藩之上，曾国藩深知李鸿章其人，把他当成助手、顾问，视为左右臂膀，一切重大计划、决策都与他相商。李鸿章也的确才堪大用，批阅公文、起草书牍、建言献策，都甚为得体周全。李鸿章才华横溢、卓尔不群，也就免不了几分自负，为人处事落拓不羁。曾国藩也觉得李鸿章各方面都已成熟，可放手让他独当一面，使劲一搏。于是，他一面上奏保荐李鸿章为江苏巡抚，一面命他招募兵马组建援沪之师。李鸿章初到上海，就像一条出水蛟龙，一时间弄得风生云起，在上海滩这块“风水宝地”写下了国人最早的创业神话。

李鸿章自称接过了老师衣钵，可实际上未能真正理解、吸取、传承曾国藩那作为一位真正理学家的本质精髓，缺少一种内在的精神贯注与严格要求，无论对己对人，都显得相当实际而实惠。他“好以利禄驱众”，重用人才着重谋略干练，将文章道德放在其次，他曾露骨地袒陈道：“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他对部下以实利相诱，只要事情办成，论功行赏，封官加爵，决不含糊。他紧紧抓住军权不放，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他对手下公然宣称：“一切小错都不用过问，一切大错都由我李鸿章承担！”此言一出，人人愿为他效命，但也因此而鱼目混珠，泥沙俱沙，时间一长，势必影响士气，败坏风气，造成“一代不如一代”的混乱局面。

李鸿章一生执著官场从未言退，认为只有做官才能成就一番事业——上可忠君报国，下则为民谋利，“安能不热衷耶？”当然，如果从另一角度视之，也算得上一种担当与气概——不畏险阻勇于任事，面对困境从不退缩。

李鸿章自视其高、倨傲不恭，不会转弯抹角以退为进，不懂守雌藏拙适可而止，不会收敛锋芒韬光养晦，得罪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除委曲求全、百般讨好慈禧太后一人之外，他不招光绪皇帝喜欢；他与翁同龢不和；他与左宗棠、张之洞等闹翻，相互发难，互不买账，特别是与左宗棠交恶甚深，两人几乎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冲突，动不动就大动干戈；他惹怒了朝廷清议派，这就相当于捅了“马蜂窝”，招来永无止息的无端攻击；就连重用他的慈禧太后，也对他处处设防……各种势力都明里暗里反对他、阻挠他，而所有的责任都要他一人承担，一切过错失败都一股脑地加诸其身。在一部百年屈辱的近代史上，李鸿章孤独而寂寞的身影映照在宽大的天幕前，几乎受尽了上自朝廷高官，下至普通百姓，来自方方面面的天底下最多的唾沫与骂名。李鸿章似乎太不懂得传统的为人处世之道了，这恐怕也是他身前遭骂、死后负谤的缘由之一。

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坐上封疆大臣的头把交椅，此后在这个位置一坐就是二十五年之久。李鸿章获得了慈禧太后的格外垂青，认为他实为清廷第一股肱之臣，不久便任命他兼任北洋大臣。1825年1月9日，李鸿章又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位居内阁各大学士之首。这一实际上的宰相之职向来都是满人“专利”，汉人得此职衔者以李鸿章为第一。

若论李鸿章的个人功绩，主要在于一个“洋”字——洋务与外交，也正是这两方面使得他备受争议。

自领兵独当一面从安庆赶赴上海，李鸿章似乎命中注定了要与洋人打一辈子交道。

李鸿章以军事自强为切入点“用夷变夏”，全面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为交通，办电报修铁路，他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自办电报事业，在开平煤矿修筑轨距、质量与英国完全相同、全长十一公里的铁路，又组建开平铁路公司，修筑唐芦铁路、唐津铁路、关东铁路等；二为矿业，创建开平煤矿，设立开平矿务局，开办漠河金矿等；三为民办工业，创办轮船招商局，这是李鸿章创办最早的官督商办企业，也是中国近代工矿企业中规模最大、引进西方技术与管理方式最早的民用企业；四为商业，组织公司寻找机会积极与西人通商。

在李鸿章的积极主持下，洋务这一新鲜事物在中国大地不仅开出了堪称艳丽的花朵，而且结出了无数丰硕可观的果实，创下了许多第一：组建了中国第一支完全由洋枪洋炮装备的军队，成立了中国第一支真正意义的近代化海军，派遣了第一批到西方学习的官派留学生，修筑了中国第一条铁路……此外，他还建造了中国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座煤矿、第一个机器棉纺织厂、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第一艘轮船、第一个电报局、第一个译书机构、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

李鸿章开风气之先，在举办这些洋务实业时，无不受到守旧人士的猛烈攻击与严重干扰。仅以修筑铁路为例，这一在今日看来无疑属于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却在当时遭到顽固派的极力阻挠。五千年灿烂文明的背面，阴影笼罩下的是五千年的积弊与惰性，要想变革，哪怕稍稍触及传统，也会引来顽固守旧势力的拼死捍卫。对此，李鸿章不由得仰天长叹道：“当今各国一变再变，唯中国守旧不动，天意耶！人意耶！”

当年已衰迈的李鸿章回顾自己一辈子走过的艰辛坎坷时，曾不无悲凉地说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所言，道破了诸多事实真相。他就真的像一个“裱糊匠”，哪里出了漏洞，都要他去糊去补。而狂风暴雨一旦袭来，表面的华饰被揭破，旧屋变得更其千孔百疮，“裱糊匠”自然也成了众矢之的。

甲午战争失败，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李鸿章一人头上，因为是他创建的北洋海军与日本舰队作战失利，是他的北洋陆军弃守平壤一败再败，致使日军深入东北三省及山东境内。可实际上，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就可看到中日甲午之败，是近代中国的一次全面性大溃败——不仅是清政府的失败，也是固步自封的传统文化与顽冥不化的国民性的失败。就在李鸿章以北洋海军、淮系陆军与日军作殊死之战时，清廷的其他两支海军——南洋舰队与粤洋舰队，还有全国各地的其他陆军部队都作壁上观，不仅没有参与其中，部分同僚还暗中掣肘，一个劲地攻击李鸿章。李鸿章曾催调南北两路援军，或因故意拖延，或因交通受阻，都没有按时到达。对此，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一书中犹愤愤不平地写道：“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既有之，亦空言而已。”也就难怪西人说“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作为政敌的梁启超走笔至此，情不自禁地赞道：“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对日本的后来居上，李鸿章自然心知肚明，战争一开，不仅是军事之争，也是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大比拼，日本经过明治维新，锐意改革，方方面面已领先中国。因此，他极不愿意与日本开战，先是通过英俄两国出面交涉未果，后想通过谈判作出一定的让步避开这场战争。然而，光绪皇帝与主战派不允，他只好由“避战求和”变为“以战求和”。

战争中，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陆兵一退千里，不仅没有保住藩属国朝鲜，就连本土也受到了日军的大举侵犯，大连、旅顺相继失守。仗如果再打下去，只能是丧失更多的土地，连京城也难以自保，战而不胜，无法“以战迫和”，李鸿章只有再次求助国际调停。他对清廷官场及国民性了解得越深，就觉得应该尽早求取和平，早和一天就会少一分损失。在美国的斡旋下，日本同意谈判，在谈判中，李鸿章据理力争，尽可能地减少损失，早日达成和议。而日方一方面在北塘、大沽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施加压力，一方面盛气凌人地刁难以获取最大利益。就在双手相持不下之时，一位刺客帮了日本的倒忙，使得李鸿章在谈判中多少占据了一点主动。李鸿章在第三次会议结束后与随员们一同返回行馆时，日本青年趁机对准他的左脸开了一枪。李鸿章当即昏倒在地，鲜血从面颊流下染红了衣襟。李鸿章被紧急送往医院，醒来后表现极为镇定，而内心却是百感交集。他年已七十有三，如果就此壮烈死去，倒也能够博得一个以身殉国的美誉。可是，命运却安排他活着，继续面对无尽的屈辱与灾难。一颗子弹，永远地留在了他的身上。而比子弹更为寒心的则是误解，是“卖国贼”之类的骂名永远刻在他的心头。

作为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中国政治家与外交家，李鸿章面对穷凶极恶、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他以生命为代价，抱伤继续谈判，寸步不让，寸土必争，尽管使赔款减少三分之一，割地减少近二分之一，算得上不辱使命，也只是签订了一个被国人视为卖国的《中日马关条约》。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弱国无外交，败国更是不存在平等外交！痛苦与屈辱深深地刺伤了李鸿章，他发誓今后一辈子也不踏上日本土地。

在情势逼迫之下，光绪帝不得不违心议和，无奈地签下马关和约，便将一肚子怨气发泄在李鸿章身上。曾国藩在世时，一切责任与骂名都有他给李鸿章这位后继者担着顶着。当他一旦长逝，李鸿章便如断奶的婴儿，尽管政治、事业仍不断攀升，可个人声誉却开始走下坡路不断跌落了，且越跌越深，最后几几乎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正所谓“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1895年4月，当李鸿章脸上绑着绷带，带着未愈的枪伤回到国内，他发现自己成了举国公愤的历史罪人：光绪帝怨恨不满，大臣说他丧权辱国，民间说他收受日人大量贿赂，连儿子李经方也成了日本收买的密探，更有人伺机而动欲杀掉他一雪国耻……以此为出发点，出于某种功利的需要，经由宣传机器不断扩大误导，似乎近代中国的一切黑暗与混乱，诸如外敌入侵、落后挨打、民生凋敝、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等等，大多由“汉奸”、“卖国贼”李鸿章一手造成，于是乎，李鸿章一直成为罪恶的象征。

当然，也会有人站出来为他说上几句公道话，比如主张洋务的恭亲王当时就为李鸿章辩护，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可这种声音实在过于微弱，很快就被刺耳的喧嚣淹没得一干二净。

然而，每当国家局势被一般无识颟顸之人弄得靡乱不堪、危机丛生、危险四伏之时，出来收拾残局的，还是李鸿章。环顾朝野，也只有他堪当如此重任。李鸿章总在关键时刻，以个人荣誉换来短暂的和平与宁静，使得羸弱不堪的大清帝国缓过一口气来，不致四分五裂、土崩瓦解。

八国联军侵华，此时的李鸿章已远离京城，外放广州署理两广总督。慈禧与一帮守旧派借义和团之手盲目排外，被利用的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在山东、直隶境内烧毁教堂，杀害洋人，后又进入北京攻打外国使馆。闹到最后，慈禧太后竟歇斯底里地向英、法、德、俄、日等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并令封疆大吏李鸿章等人“北上勤王”。李鸿章深知国家之积弱，一国都不能取胜，何况十一国列强？因此，“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而已。”他所能做的，就是尽量控制事态，力挽危局，使得大清帝国的东南半壁江山免于列强的战火侵袭与残暴蹂躏。

八国联军很快进占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一行仓皇出逃。这时，“汉奸”李鸿章一时间又为中外人士所瞩望，认为只有他北上才能平息战端。“每当满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唯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于是，清廷开始一而再、再而三地下诏，要求他“迅速来京，毋稍刻延”。如果说李鸿章对甲午战败负有不可推卸的严重责任，由他赴日谈判，也算咎由自取，而此次战端，与他并无半点干系，他本可以将一应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可国家处于危难之际，他能坐视不管吗？

清廷给他的电谕一天紧似一天：“该大臣受恩深重，尤非诸大臣可比，岂能坐视大局艰危于不顾耶？著接奉此旨后，无论水陆，即刻启程，并将起程日期速行电奏。”他只有不顾个人安危，不惜个人毁誉，以七十七岁高龄风尘仆仆地赶赴京城谈判。

李鸿章再次被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

谈判需要底气、筹码、力量与后援，可李鸿章所能凭恃的，就是一张嘴皮，一颗对朝廷的忠心。

一番唇枪舌剑百般斡旋，李鸿章受尽屈辱据理力争，总算以抱病之躯，与列强达成了辛丑和约。

条约签定，联军开始撤退，李鸿章病情渐重，饮食不进，忽冷忽热，咳嗽不止，无法坐立。尽管如此，李鸿章仍牵挂着时局与未来，在上报和约签订情形的奏折中写道：“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战乱之际，国人企盼和平，对李鸿章翘首以待。“鸿章既受命，朝局始有转机，都人皆置酒相贺。”对他素有好感的人说他临危受命是爱国英雄，“黄花晚节，重见芬香”；就连昔日仇敌也恭维他公忠体国、老成谋国，乃国之栋梁、“当代第一伟人”。可一旦和约签订，危殆解除，情势便急转直下，李鸿章又成了众人指责斥骂的对象。“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此言一时间传遍大街小巷、乡陌闾里。

由于时代环境、文化传统、历史背景、个人识见所限，李鸿章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确曾出现过一些失误。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误国”，但他绝无“卖国”之举。李鸿章不仅没有卖国，还无时无刻不在维护国家权益。西方一致公认李鸿章“无疑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始终在尽他最大的努力来维持他国家的利益，但遗憾的是，他手中的筹码太少了”！在外交场合，他从无奴颜婢膝之举，总是维护自己的尊严，连外国人也说他过于孤傲。平心而论，不论是中日谈判，还是与联军签约，整个满清朝廷，不会有人比李鸿章办得更加圆满，只能是更其糟糕。在外国人眼里，他们不知有清朝，却知道中国有一个李鸿章，“外国使节认为在中国可能作为理智谈判对象的一人也是李鸿章”。因此之故，洋人可以不买清廷的账，却不得不买李鸿章的账。

中国甲午战败后，俄国出于本国利益，以共同防止日本侵略为由，诱使李鸿章签订了中国与外国的第一个军事同盟条约《中俄密约》。俄国订约的目的，并非真正与中国携手对付日本，而是单方面在华获得种种权益，特别是修筑中东铁路之权，借此将俄国势力渗入东北三省。

李鸿章签约后高兴异常，以为替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可保中国二十年无事，清廷可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一心一意地大兴洋务，富国强民了。没想到正是这一条约，惹来西方列强的进一步垂涎。受到俄国愚弄的李鸿章本来就窝了一肚子怨气无处发泄，于是，他明确告诉俄国公使雷萨尔，可以签订撤兵条款，但拒绝立下所谓的道胜银行协定。

赖着不走的俄人连续不断地对他施加压力。为签订《辛丑条约》，李鸿章早已气病交加，俄人的要挟使得病情进一步加重。1901年10月30日，李鸿章从俄国使馆回到家中，开始大口吐血，“紫黑色，有大块”，先是碗许，又吐半盂。自咯血开始，李鸿章七天不进饮食。咽气前一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床头逼迫他在条约上签字。临终前问及他对家事有何嘱咐，李鸿章无言；问及国事，顿时老泪纵横，眼睛慢慢闭合。站立一旁的李鸿章助手、直隶布政使周馥大声哭喊道：“我尚有言，公如何气绝？”旁人责怪他多言，不料李鸿章突然瞪大眼睛，真的等他开口说话。周馥只好编出一套话道：“俄国公使说了，相国去位（逝世）后，俄国一定不作难中国的事情，两宫不久也要从西安回京了。”李鸿章听完，这才带着无尽的悲怆与遗憾，头一偏，真正闭上双眼，走完了七十八岁的人生旅程。

面对历史，一个最起码的常识，便是尊重事实，不能随意臧否，不能跟着起哄，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因了达到某种宣传目的而有意遮蔽、夸大、篡改事实。如果我们认同这一原则，那么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形容李鸿章，实在一点也不为过。

李鸿章外交的最大失误，就在“以夷制夷”之策。在与太平军、捻军作战时，他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方略，取得了极大成功，于是，就想故伎重演，利用列强之间的勾心斗角，将矛盾外引，减轻中国压力，寻求一种平衡术。也不能说此策全然无用，但在关键时刻，列强绝对不会为了中国损害本国利益而与他国摊牌，乃至爆发战争。要想在国际关系中获得尊严，求得主动，唯有“实力”二字。满清腐朽不堪，中国积贫积弱，哪来实力可言？这就决定了近代中国之外交，总是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境地。

李鸿章一辈子汲汲于事业功名，孜孜以求，勤勉不懈，就连与他政见相左的革命派领袖孙中山也佩服不已：“中堂从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阻，犹所不辞。”

可无论从哪方面而言，李鸿章的个人努力换来的都是失败：兴洋务，受制于封建官僚体制，虎头蛇尾难收大功；改革军事，因甲午一战败于日本，二十多年苦心经营付诸东流；办外交，屡遭欺凌，谤满天下；开创近代教育，也因多方受阻而中途夭折……李鸿章可谓地地道道的历史悲剧性人物，然而，他的悲剧并非个人悲剧，而是国家悲剧、民族悲剧、时代悲剧的缩影。对此，梁启超相当中肯地评价道：“吾敬李鸿章之材，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毛泽东也说他是“水浅而舟大也”。

也不能说他一辈子事功彻底失败，纵观李鸿章一生，应该说是成功与失败交织、喜剧与悲剧掺和的一生。在他的倡导，或者说引导下，满清帝国总算是挣脱了几千年的传统束缚，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迈着艰难而蹒跚的步履缓缓前行。其实，李鸿章在中国工业化、军事西方化、教育近代化等诸多方面，只要某一方面获得全面成功，近代中国，乃至今日之中国，都会发生扭转乾坤的巨变。举例言之，如果甲午战争清廷获胜，那么就不是日本，而是中国跃居世界军事强国行列，此后绝对不会出现海权丧失殆尽、列强频频入侵的局面。影响所及，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当代中国海防，也不至于寒碜到连一艘航空母舰都没有的尴尬地步。

当然，这是一种不可能成立的假设，近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急功近利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会只有某项单方面的成功。欲达全面革新，必须有长远的规划，有配套的政治改革如君主立宪等。以异族入主中原的满族统治者绝对不会虚君放权，李鸿章也没有什么长远的改革大计与建设蓝图，基本上是走一步、看一步、学一步，仅仅停留在表层的实用技术方面的改革，深层次的制度、法律、政体、文化等方面基本没有触及。不唯李鸿章，这也是近代整个洋务运动的一大盲点。比如清廷派遣严复等十二人作为第一批欧洲留学生专门学习海军技术，而同一时期的日本则向英国输送了一百来名留学生，学习科目多为法律、政治，很少有人专攻军事。

李鸿章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性格优点，他身上有着一股子难得的韧性与忍劲。别人骂他，他从不为自己辩诬，显得十分超脱，并将女儿嫁给曾经骂他骂得最凶的清流派领袖之一张佩纶。面对各种政敌及反对势力，李鸿章从不退缩。虽饱受骂名，四方树敌，但事情还是要做，与列强周旋不已，力挽狂澜，为救清廷于绝境，不惜搭上老命一条。

李鸿章受人诟病最甚之一，便是积有大量财产，说他“富甲天下”。李鸿章聚财敛财的确不假，但他能够做到公私分明。他的资产，多为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通商银行等处的股份及上海等地当铺、银号的利润所得。而朝廷公款，并未贪污占用，在离任直隶总督时，李鸿章曾将长期“截流”、积存的八百多万两白银全部移交给继任者王文韶。据说这笔经费后来落入袁世凯之手，成为他交结王侯、内外联络的特别经费。

尽管拥有大量资产，李鸿章生活却相当简朴，饮食简单，习性严谨，其个人嗜好，一是喜抽水烟袋，二是午餐爱喝两杯。以致在外国人眼中，他是一个典型的吝啬鬼。李鸿章对毒害中国的鸦片十分痛恨，严复在他创建的北洋水师学堂任职时吸食鸦片，常受到他的严厉斥责。李鸿章病逝，严复以理解同情之心送上一副挽联道：“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严复认为，如果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军事改革没有多方掣肘阻挠，就不会有甲午惨败、庚子之祸；而到了唯有敌败求和才能保全国家之时，如果李鸿章不承担主持和议收拾残局之责，士大夫们又要攻击他只求个人名节而误国误民。

在关于李鸿章的诸多评价中，外国人最为持平公允，他们一致认为李鸿章是中国19世纪第一流的政治家、外交家，将他称为东方的俾斯麦。其中当数美国人格罗弗·克利夫兰的评价最具代表性：“李鸿章不仅是中国在当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综合各方面的性质才能来说，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纪中最独特的人物。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政三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繁盛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位外交官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斯人已逝，但影响仍通过他举办的洋务自强运动，通过他不惜个人生命与荣誉得以保全的中国主权之完整，通过他格外赏识着意提拔的袁世凯等人而深刻地作用并改变着中国的历史格局。特别是在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艰难进程中，李鸿章更是作出了时人无法匹及、后人难以想象的贡献。在当年的万国运动会上，各国国旗伴着国歌依次升起，轮到中国时，却只有黄龙旗在寂静中冉冉上升。所谓堂堂的大清帝国，竟连国歌都没有一首，场上响起了阵阵西人的嘲笑。此时，年过七旬的老人李鸿章站了出来，神态毅然地走到黄龙旗下，尽可能地挺直腰板，亮开既不清脆也不高亢的嗓子，唱了一首他从小就唱得烂熟的歌曲——家乡安徽民间小调《茉莉花》。喧嚣归于寂静，唯有李鸿章的声音在运动场上回旋。一曲唱罢，雷鸣般的掌声顿时从四面八方涌向这位不惜一切，誓死捍卫祖国与民族尊严的老人。

关于李鸿章的不足与弱点，只要列举，一时间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比如他用人有亏，任人唯亲，只重家乡安徽人，偏袒亲戚门生；他在甲午海战中一味采取守势，缺少主动进击的勇气与锐气；他身上江湖味太浓，政客气太重，缺少曾国藩那样的理学家的虔诚与忠信，漠视“以修身为本”； 他强调办实事，不注重学问修养，直到晚年才幡然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他聪明有余，智慧不足，缺乏大政治家的风度、大改革家的气魄、大军事家的胆识，不足以担当济世强国、勇猛精进之大任；他恃才傲物，一副大清天下，舍我其谁的派头，因此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也不例外地“轻侮”；他喜看《庄子》、《管子》，不读西方之书，对西学的认识与了解始终停留在非常肤浅的水平上；他知道中国内部许多腐朽真相，就是不肯付出巨大牺牲着意改革，比如在美国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曾经说道：“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他明明知道中国的虚假伪饰，可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物，为何就不想方设法地根除这一至今仍然存在的弊端呢？……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况且以上所举，不少属我们对李鸿章的个人苛求。历史与国情，决定了古老的中华帝国每前进一步，都得付出超过他人十倍的努力与代价。洋枪队队长戈登曾一针见血地说道：“中国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革都很冷漠。”又说在他所认识的中国人中，唯有李鸿章，才有一点改革的愿望。

无论我们持何种观点，从何种角度看待、评价李鸿章，都大可不必将“汉奸”、“卖国贼”之类的语汇加诸其身，他为清廷做了一辈子的替罪羊，与秦桧、汪精卫等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即便“愤青”似的不问青红皂白将近代诸多过错与灾难归咎于他，最起码在我们眼里，他也是一位值得敬重的老人！

我想多了解一下王维，尤其是他的归隐

1、年少轻狂

苏东坡少年时读了一些书,因为聪慧,常得到师长赞扬.颇为自负地在自己房前贴了一幅对联：“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 其母程氏回来后,批评了苏轼,于是苏轼把对联改为“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用以自勉.

2、苏轼“欺”师

苏轼考进士,作了篇春秋文,叫《刑赏忠厚之至论》,其中有段落如下：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当时的判官梅圣俞,对苏轼的文章十分赞赏,但是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皋陶是舜的司法官,跟尧有关系吗?梅圣俞不明白这点,反复读过后,便去问苏轼,苏轼说答案在《三国志·孔融传》中,可是梅圣俞将反反复复读了很多遍后,依旧没有发现出处,便又去问苏轼.苏轼只好老老实实答是自己的杜撰,梅圣俞更不解,苏轼便说《三国志·孔融传》中言道孔融跟曹操说商纣王将妲己赏了周公,曹操问可有此事,孔融答今日既有,古代也应该有.苏轼便据此杜撰了这么一个故事,这使梅圣俞更加赞赏苏轼.

3、东坡肉

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有著名的《猪肉颂》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里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是著名的东坡肉烹调法了.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深受百姓爱戴.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了.

4、苏轼退房

苏轼居于常州,他花掉了最后一点积蓄,买了一所房子,正准备择日迁入住,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一老妇哭得十分伤心.他问老妇哭什么,老妇说,她有一处房子,相传百年了,被不孝子孙所卖,因此痛心啼哭.细问之下,原来苏轼买的房子,就是老妇所说的祖传老屋.于是苏轼对她说：“妪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当以是屋还妪.”苏轼当即焚烧了房契,只是租房子住.

5、吟诗赴宴

苏轼二十岁的时候,到京师去科考.有六个自负的举人看不起他,决定备下酒菜请苏轼赴宴打算戏弄他.苏轼接邀后欣然前往.入席尚未动筷子,一举人提议行酒令,酒令内容必须要引用历史人物和事件,这样就能独吃一盘菜.其余五人轰声叫好.“我先来.”年纪较长的说：“姜子牙渭水钓鱼!”说完捧走了一盘鱼.“秦叔宝长安卖马!”第二位神气地端走了马肉.“苏子卿贝湖牧羊!”第三位毫不示弱地拿走了羊肉.“张翼德涿县卖肉!”第四个急吼吼地伸手把肉扒了过来.“关云长荆州刮骨!”第五个迫不及待地抢走了骨头.“诸葛亮隆中种菜!”第六个傲慢地端起了最后的一样青菜.菜全部分完了,六个举人兴高采烈的正准备边吃边嘲笑苏轼时,苏轼却不慌不忙地吟道：“秦始皇并吞六国!”说完把六盘菜全部端到自己面前,微笑道：“诸位兄台请啊!”六举人呆若木鸡.

6、出人头地

苏轼在京城会考时,主审官是大名鼎鼎的北宋文学名家欧阳修.他在审批卷子的时候被苏轼华丽绝赞的文风所倾倒.为防徇私,那时的考卷均为无记名式.所以欧阳修虽然很想点选这篇文章为第一,但他觉得此文很像门生曾巩所写,怕落人口实,所以最后评了第二.一直到发榜的时候,欧阳修才知道文章作者是苏轼.知道真实情况后欧阳修后悔不已,但是苏轼却一点计较的意思都没有,苏轼的大方气度和出众才华让欧阳修赞叹不已：“这样的青年才俊,真该让他出榜于人头地,并正式收苏轼为弟子.

7、家庭聚会

苏轼高中榜眼后,苏氏三父子加上以三难秦少游而闻名的苏小妹一家齐聚在花园里庆祝,苏轼之父苏洵命题定以“冷、香”两个字,每人写两句诗,要求都会合当时的情景.为起带头,苏老泉缓步度到花池边,吟道：“水自石边流出冷,风从花里过来香”.少游站起来摘了瓣馨香腊梅,弹了下手指,曰：“冷字句佚不可知,梅花弹遍指头香.”小妹也去摘花,少游要笑他摹仿自己,小妹却云：“叫日杜鹃喉舌冷,宿花蝴蝶梦魂香”.说完摊开手掌,一只蝴蝶已被捏死.女儿特点毕露,大家都齐声叫好.苏轼却用衣带一拂石凳,骑着马就走,苏老泉叫道：“我儿,答不出也不要走啊.”话音未落,苏轼已长声飘来两句：“拂石坐来衣带冷,踏花归去马蹄香”!此虽为传说,可信度不可考,但也能从中窥出苏轼之才.

8、打饼祭佛

苏东坡和黄庭坚住在金山寺中.有一天,他们打面饼吃.二人商量好,这次打饼,不告诉寺中的佛印.过了一会儿,饼熟了,两人算过数目,先把饼献到观音菩萨座前,殷勤下拜,祷告一番.不料佛印预先已藏在神帐中,趁二人下跪祷告时,伸手偷了两块饼.苏轼拜完之后,起身一看,少了两块饼,便又跪下祷告说：“观音菩萨如此神通,吃了两块饼,为何不出来见面?” 佛印在帐中答道： “我如果有面,就与你们合伙做几块吃吃,岂敢空来打扰?”

9、吟诗赏月

苏东坡在杭州,喜欢与西湖寺僧交朋友.他和金山寺佛印和尚最要好,两人饮酒吟诗之余,还常常开玩笑. 佛印和尚好吃,每逢苏东坡宴会请客,他总是不请自来.有一天晚上,苏东坡邀请黄庭坚去游西湖,船上备了许多酒菜.游船离岸,苏东坡笑著对黄庭坚说: “佛印每次聚会都要赶到,今晚我们乘船到湖中去喝酒吟诗,玩个痛快,他无论如何也来不了啦.”谁知佛印和尚早打听到苏东坡要与黄庭坚游湖,就预先在他俩没有上船的时候,躲在船舱板底下藏了起来. 明月当空,凉风送爽,荷香满湖,游船慢慢地来到西湖三塔,苏东坡把著酒杯,拈著胡须,高兴地对黄庭坚说:“今天没有佛印,我们倒也清静,先来个行酒令,前两句要用即景,后两句要用‘哉’字结尾.”黄庭坚说:“好吧!”苏东坡先说：“浮云拨开,明月出来, 天何言哉?天何言哉?” 黄庭坚望著满湖荷花,接著说道： “莲萍拨开,游鱼出来, 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这时候,佛印在船舱板底下早已忍不住了,一听黄庭坚说罢,就把船舱板推开,爬了出来,说道： “船板拨开,佛印出来, 憋煞人哉!憋煞人哉! ”苏东坡和黄庭坚,看见船板底下突然爬出一个人来,吓了一大跳,仔细一 看,原来是佛印,又听他说出这样的四句诗,禁不住都哈哈大笑起来. 苏东坡拉著着佛印就坐,说道：“你藏得好,对得也妙,今天到底又被你吃上了!”于是,三人赏月游湖,谈笑风生.

10、东坡鱼

苏轼不仅是文学大家,在美食上也很有一手,除了广闻人知的东坡肘子外,苏学士还擅长烧鱼,其烹制的鱼堪称一绝.一次,苏轼雅兴大发,亲自下厨做鱼,刚刚烧好,隔着窗户看见黄庭坚进来了（黄庭坚是中国古代四大字体蔡苏米黄宗祖之一,是苏轼挚友,两人经常以斗嘴为乐）.知道又是来蹭饭揩油,于是慌忙把鱼藏到了碗橱顶部.黄庭坚进门就道：“今天向子瞻兄请教,敢问苏轼的苏怎么写?”苏轼拉长着脸回应：“苏者,上草下左鱼右禾.”黄庭坚又道：“那这个鱼放到右边行吗?”苏轼道：“也可.”黄庭坚接着道：“那这个鱼放上边行吗?”苏轼道：“哪有鱼放上面的道理?”黄庭坚指着碗橱顶,笑道：“既然子瞻兄也知晓这个道理,那为何还把鱼放在上面?!”一向才思敏捷的苏轼,这次被黄庭坚整了个十足!

11、水果和药

苏轼婚后不久,应邀去刘贡父家作客,才到那里,仆人就赶来请他马上回去,说夫人有急事.刘贡父有心讽刺,吟道：“幸早里（杏、枣、李）,且从容（苁蓉为一味中药）.”这句里含三种果名,一种药名.苏轼头也不回,蹬上马鞍就走,边走边说：“奈这事（柰,苹果之属、蔗、柿）须当归（当归为中药名）.”东坡居士的才思实在令人拜服.

12、生死一线

苏轼入狱后,神宗皇帝为了试探他有没有仇恨天子之意,特派一个小太监装成犯人入狱和东坡同睡.白天吃饭时,小太监用言语挑逗他,苏轼牢饭吃得津津有味,答说：“任凭天公雷闪,我心岿然不动!”夜里,他倒头睡,小太监又撩拨道：“苏学士睡这等床,岂不可叹?”苏轼不理不会,用鼾声回答.小太监在第二天一大早推醒他,说道：“恭喜大人,你被赦免了.”要知道,那一夜可是危险至极啊.只要苏轼有一点牢骚和吃不香睡不稳的异样举动,危在旦夕.

13、涵养

朝廷保守派复辟后,以砸缸著名的北宋著名文学家司马光重拜相位,新法全盘被废.此时,同为保守派的苏轼却主张对新法不能全盘否定,应存良箅渣区别对待,因此与司马光发生激烈冲突,再度被贬瓜州.苏轼虽然信仰佛教,但又不喜和尚.闻得瓜州金山寺内有一法号为佛印的和尚名气极大,苏轼听说后不服气,就决定到山上会一会老和尚!在庙里,苏轼从皇帝讲到文武百官,从治理国家讲到为人之道.和尚静静听着,苏轼见佛印一直一言不发就从心里有点瞧不起他.心里想：大家都说他有本事,原来草包一个,来这里是骗几个香火钱的吧!话题慢慢的就扯到了佛事上,这时候佛印问道：“在先生眼里老纳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苏轼正满肚子鄙视,随口答道：“你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是有本事,但那是因为他们浅薄,实际上你每天故弄玄虚,没有真才实学,是个骗子而已!”佛印微微一笑,默不应声.苏轼看到他这个样子不仅更瞧不起和尚,而且自己洋洋得意起来,便乘兴问道：“在你眼里我苏大学士又是一个什么人呢?”“你是一个很有学问,有修养的人,老纳自亏不如!”佛印答道.回到家后,苏轼洋洋得意地把早上如何如何制和尚的事给小妹讲了一遍,苏小妹听后笑得饭都喷出来了.苏轼懵了忙问道：“小妹为何发笑?”“你贬低和尚他不仅没生气反而把你赞扬了一番,你说谁有修养?没有学问哪来的修养?你还自以为自己比别人强?羞死你你都不知道!”.苏轼听后恍然大悟,从此与佛印大师成了莫逆之交.

14、“尸骨”未寒

一天,苏轼和佛印乘船游览西湖,佛印大师突然拿出一把题有东坡居士诗词的扇子,扔到河里,并大声道：“水流东坡诗（尸）!”当时苏轼楞了一下,但很快笑指着河岸上正有在啃骨头的狗,吟道：“狗啃河上（和尚）骨!”

15、东坡吃草

闲来无事,苏轼去金山寺拜访佛印大师,没料到大师不在,一个小沙弥来开门.苏轼傲声道：“秃驴何在?.”小沙弥淡定的一指远方,答道：“东坡吃草!”

16、对联退敌

北宋时期,宋人屡遭辽邦侵犯.居心求和的朝廷却引来一辽邦使者,出上联要宋人答对：三光日月星 .如对出下联则撤兵议和.此联看似简单,实不易对.出句的数字恰与后面的事物相符,而对句所选数字对应事物都会多于三或少于三.恰逢回京述职的苏轼,大笔一挥,巧妙对上下联：四诗风雅颂.该对联妙在“四诗”只有“风雅颂”三个名称,因为《诗经》中有“大雅”、“小雅”,合称为“雅”.加之“国风”、“颂诗”共四部分,故《诗经》亦称“四诗”.对句妙语天成,辽使佩服至极.

17、三人对必有我师

苏轼与小妹、黄庭坚一日赏画,见上面题联有趣：轻风 细柳,淡月 梅花.看是四字联,中间却各空一字,小妹建议为中间加字成为五言联句.黄庭坚抢对为：轻风舞细柳 , 淡月隐梅花.苏轼则填：轻风摇细柳,淡月映梅花.小妹略一思索,立即响应,填字使之成为：轻风扶细柳 , 淡月失梅花.纵观三人对联,小妹最妙：“扶”字不仅写出风的轻柔和柳的纤弱,而且写出了风与柳的亲昵之态,因而更形象生动；“失”字也较“隐”字贴切,既强调了月光的皎,又兼顾梅花的洁,突出了两者融为一色的景象,更加吻合贴切.

18、其人之计

苏轼挚友佛印,虽是出家人,却顿顿不避酒肉.这日,佛印煎了鱼下酒,正巧苏轼登门来访.佛印急忙把鱼藏在大磬（木鱼）之下.苏轼早已闻到鱼香,进门不见,想起当日遭黄庭坚诈戏,心里一转计上心来,故意说道：“今日来向大师请教,向阳门第春常在的下句是什么?”佛印对老友念出人所共知的旧句深感诧异,顺口说出下句：积善人家庆有余.苏轼抚掌大笑：“既然磬（庆）里有鱼（余）,那就积点善,拿来共享吧”

19、巫山河水

一次,苏轼约其弟苏辙并佛印大师.三人结伴同游,佛印即兴出句：无山得似巫山好.关键在“无”、“巫”谐音.苏辙对上：何叶能如荷叶圆.苏轼听了,对弟弟说：以“何荷”对“无巫”的谐音,固然不错,但改作这样是否更好些：何水能如河水清.佛印与苏辙听了,表示赞同,以“水”对“山”,胜在对仗更加工稳.

20、联气小妹

久未与友谋面的苏轼邀黄庭坚来家做客,小妹见兄长亲自出门迎接,便出了个上句相戏,句云：阿兄门外邀双月.“双月”合为“朋”字.苏轼知小妹是和自己开玩笑,当即对道：小妹窗前捉半风.“半”对“双”,“风”对“月”,甚为妥贴.有趣的是,“风”的繁体字是“风”,半风即“虱”,意思是说小妹在窗前捉虱子.小妹气得扭头就走.

21、皛饭与毳饭

苏轼复官后,曾跟刘贡父乱侃：“我在牢里时,每天吃的是三白饭,照样很香甜,世间美味不过如此!”.刘贡父奇问什么叫三白饭,苏轼答道：“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米饭,这就是‘三白’.”此事说过苏轼也就忘了.一日接到刘贡父请帖,邀苏轼去他家吃皛（xiǎo）饭.苏轼欣然应约.但等苏轼到了地方发现桌上只有盐、萝卜、米饭,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这被刘贡父戏弄了.又过了几天,刘贡父也接到苏轼请帖,邀他去吃毳（cuì）饭.刘贡父知道苏轼要报复,但又好奇,又想知道毳饭到底是什么,最终还是去了.苏轼陪着刘贡父从早上聊到晚上,把刘贡父饿得前胸贴后背.实在忍不住催问毳饭呢?苏轼慢吞吞地答：“盐也毛（mǎo,(冇,“没有”的意思）,萝卜也毛,饭也毛,岂不是‘毳’饭?其实你一直在享用着啊.” 刘贡父惊愕之后,两人同时大笑.

22、苏轼和王安石的矛盾

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少年得志的人.王安石22岁考中进士,苏轼小王安石16岁,23岁那年考中进士,两人都被视为栋梁之才,而且皆以诗文名世.两人真正的交锋是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的.当时,苏氏兄弟服完父丧回到京师,苏轼被任命为直史馆、权开封府推事,而受到神宗信任,担任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的王安石正大力推行变法新政,这样,两个大文豪同朝为官,争端便由此而起了.

王安石以“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的勇气锐意改革也是令人起敬的.但关键的问题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面前,在“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之教的国人、尤其是官僚士大夫面前,改革的动作到底是激进好抑或是渐进好?王安石思想竣急,无论是起用新人,还是施行新法,都体现了大刀阔斧的超常风格.而苏轼呢,他并非不主张变革,他只是希望不要“太急”了,因为“法相应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因此,两个人的政见也就凿枘难合.

23、苏轼与高俅

《水浒传》第二回讲述高俅的发迹史,说他原本是开封府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在临淮州住了几年后,经人介绍,来到京城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士家,董将士不想留他,于是转荐他到“小苏学士”处,“小苏学士”只留高俅在府中住了一夜,便又把他介绍给了驸马都尉王晋卿,此后结识了当时为端王的宋徽宗,由于踢得一脚好球,平步青云,做了太尉.

读者诸君大概不清楚这位“小苏学士”究竟是何人,怎么能有这么大的面子,把一个卑微小吏推荐给当朝驸马爷.原来这位“小苏学士”,应该是鼎鼎大名的“大苏学士”,就是人人熟知的东坡居士苏轼.宋人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对高俅的发迹言之较详,我们再结合其他相关资料,知道高俅原本是苏东坡府中的小吏,苏学士见高俅的文章颇具风采,故而很欣赏他.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自翰林院出任中山府知府,便将他举荐给翰林学士承旨曾布,曾布府中属僚本已不少,所以没有接纳,苏轼又将高俅转而荐于驸马都尉王晋卿.高俅在王府中一住就是七年,直到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才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端王.事有凑巧,一个月后,哲宗驾崩,端王即皇帝位为徽宗,高俅受到徽宗的“不次迁拜”,数年后官至节度使,渐升为枢密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领殿前司职事,自俅始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父高敦复升为节度使,兄高伸也借着高俅的势焰,位居显臣之列,其子弟皆为郎官,一门荣耀至极.

再说苏轼由于朝廷内部党争,屡屡遭贬,元祐八年（1093年）,宣仁皇太后崩,哲宗亲政.身为旧党人物的苏轼知道自己的政见为新政所不容,很识趣地自请外补为中山知府.不到一年,政局变得越来越坏,绍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朝臣弹劾他在担任翰林学士时所作的制词中有讥谤先朝之语,被贬为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市）知州,还没到任,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于惠州.这还不算,没过多久,他被再贬为琼州别驾,居住在昌化军,过着“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的艰难生活,直到徽宗即位（1101年）,才遇赦北归,不久死于常州.可以说,高俅飞黄腾达之日,正是苏轼遭遇灭顶之灾之时.此后二人之间尚有何联系呢?《挥麈后录》说：高俅始终对苏轼感恩戴德,念念不忘苏学士奖拔之情,每当苏轼的子孙亲友来京师时,高俅都要亲自抚问,赠以金银财物,以周济其贫.由此看来,苏轼把高俅荐给王晋卿,并非是由于厌恶他轻薄浮浪,恰恰是出于对他才干的欣赏.苏轼一生磊落豪侠,对人从不设防.宋人高文虎《蓼花洲闲录》说：“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子由（其弟苏辙,人称‘小苏学士’）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友,子瞻曰：‘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人世间的事往往就是这样富于戏剧性,苏轼和高俅在政治上见解相左,在人生取向上也大相径庭,可以说完全不是同道之人,然而当苏门子弟贫不能存的时候,恰恰是高俅反过来救了他们的命,使苏轼子侄得以在南宋重振家风,这或许正得益于苏轼一生“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对谁都以诚相待,才使得政敌也为他的宽阔襟怀所感动.

这里顺便再交待一下高俅的晚年.靖康初,高俅护送徽宗南逃,到了临淮突然发病,不得不返回京城.当时大奸臣童贯、梁师成被朝廷诛杀,蔡京被流放.惟独高俅免于此祸,后来病死于家中.这大概是由于他这一生对得起苏学士,阎王老子没有让他做刀下之鬼.

24、进京赶考

传说宋代苏东坡早年乘船赴考,因途遇风浪,误了开考的时辰.起初主考大人不准苏东坡入场,后来听了苏的诉说,顿生恻隐之心,便口诵一联让他对,若对得出,便允他入试.主考官出的联是:“一叶小舟,载着二三位考生,走了四五六日水路,七颠八倒到九江,十分来迟.”苏东坡不愧为一代才子,稍一思索便应声对出下联:“十年寒窗,读了九八卷诗书,赶过七六五个考场,四番三往到二门,一定要进.”出句用顺序,对句用倒序.有情景,有经历,曲折而不呆板,视为巧对.

25、苏东坡泄题之嫌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当地人李方叔很同情他的遭遇,常去探访,两人结为至交.后苏东坡被召回京,仍与李方叔书信往来,亲密如前.宋元祐中,苏东坡奉命知贡举,李方叔也参加了考试.史书上称：李方叔落榜,后知情者去见苏东坡,求他给个“人情”,但苏东坡没有答应,他在写给李方叔的信中说：“君子之交,务相勉于道,不务相引于利也……”方叔读后,深为感动,两人的友谊更加深笃.

但近读明朝胡俨所著《胡氏杂说》,却有另一种说法.胡在书中说,苏东坡颇为欣赏李方叔.考前某日,苏东坡令其子苏叔党持一书简给李方叔,恰值李方叔外出,李的仆人就代收了信函,放置在茶几上.随后不久,章惇之子章持和章援来访,李方叔仍然未归.章持、章援二人顺手在茶几上取简拆阅,是《刘向优于扬雄论》二篇.章持、章援兄弟知其中必有消息,于是悄悄将此书简带了回去,仔细研读.

不久,苏东坡入帏命题,果然是《刘向优于扬雄论》.榜出,章援高中第一名,章持中第十名,而李方叔竟告落第.李方叔之母叹道：“苏公知贡举,而吾儿竟不第,命也.”苏东坡初以为第一名必为李方叔.及至出帏,方才知道是章援,不禁大为惋惜,还寄诗给李方叔,其中有诗句说：“平生浪说古战场,遇镜空迷日五色.”也是莫可奈何解嘲的意思.《胡氏杂说》附记云：苏东坡此诗“真迹今在南昌李士濂家,与徐铉书稿及张即之手帖,共为一卷,字画皆可爱也.”胡俨在明亦为名儒,颇有盛誉,不像胡说之人,只是他未说明故事自何而来.

苏东坡若真的以考题暗示于所属意者,应该构成“泄题罪”.幸亏章氏兄弟只想获第一,不想害人；若想害人,即以苏东坡手简持出申告,追查起来,苏东坡纵令不死,也得流放若干年.

26、不忍心拆散

相传,苏轼请邻居吃饭.桌上有一盘油炸麻雀,一共4只,客人毫不客气的吃了3只,还剩1只.这时,邻居对苏轼说：“还剩1只,你把它吃了吧!”苏轼却说：“我不忍心拆散它们,还是你吃了吧!”

27、苏轼与面条

苏轼被贬海南,弟弟苏辙被贬雷州.二人相遇于藤州,惊喜之余到路边小店吃面条,苏轼高旷豁达,处于忧郁的境遇却能随缘自适,转眼之间,已将“粗恶不可食”的面条吃光,苏辙却只吃几口就放下筷子叹气,苏轼开玩笑逗他：“莫非你还想细细品味吗?”

28、牛屎与佛

一天, 苏轼与佛印在一起打坐.苏轼问：你看看我像什么 .佛印说：我看你像尊佛.苏轼大笑,对佛印说：你知道我看你坐在那儿像什么?就活像一摊牛粪.佛印笑而不答. 苏轼回家在苏小妹面前炫耀这件事.苏小妹冷笑一下对哥哥说,就你这个悟性还参禅呢,你知道参禅的人最讲究的是什么?是见心见性.佛印说看你像尊佛,那说明他心中有尊佛；你说佛印像牛粪,想想你心里有什么吧!

王维，带着满满的笔墨气息，生于武则天元年。在王维很小的时候，便展现出了他的才华。从幼年时期便十分聪颖，在才能上有着过人之处。从小聪明好学的王维，饱读诗书，刻苦学习。

早年的王维也充满了报国的志向，也曾经渴望建功立业，这是那个时代所有士大夫共同的愿望。王维之所以后来隐居山林，潜心修佛，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对当时的朝政极为不满。尤其是在他的好友曾担任过宰相的张九龄被排挤不得不被贬很远地方之后，王维决意要归隐山林。

中国古代士大夫向来如此，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居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仕途顺利的时候渴望能够更进一步，建功立业忠君报国；仕途不顺的时候就渴望能够回归山林，修身养性。王维也是如此。

作为山水田园诗的代表诗人，王维的诗歌内容除了抒发自我经历的感慨，对祖国壮丽山河的描绘之外，极少有内容直接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这一点他和李白杜甫，有着不小的差距，同时这也体现出了佛教对王维思想的影响。

扩展资料

出仕后，王维利用官僚生活的空余时间，在京城的南蓝田山麓修建了一所别墅，以修养身心。该别墅原为初唐诗人宋之问所有。

那是一座很宽阔的去处，有山有湖，有林子也有溪谷，其间散布着若干馆舍。王维在这时和他的知心好友度着悠闲自在的生活。这就是他的半官半隐的生活情况。

一直过着舒服的生活的王维，到了晚年却被卷入意外的波澜当中。玄宗天宝十四年（755）爆发了安史之乱。在战乱中他被贼军捕获，被迫当了伪官。而这在战乱平息后却成了严重问题，他因此被交付有司审讯。按理投效叛军当斩，幸其在乱中曾写过思慕天子的诗。

加上当时任刑部侍郎的弟弟（曾跟随皇帝出逃）的求情，恳请将其官职等换其兄性命，王维才得免于难，仅受贬官处分。其后，又升至尚书右丞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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